伊朗外长：伊朗不希望地区紧张局势升级
3.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大任务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建设，需要推进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和党的建设等各领域的改革。
实际上，中国企业在猛烈追赶韩国企业的场景，与上世纪90年代韩国企业在电子、造船和半导体等产业上追赶日本企业的情况非常相似。为了克服国内市场较小的短板，三星电子向来瞄准海外市场，将所有商品的目标设定为全球市场。
警惕华为的最大原因无疑是华为的研发能力。其次，三星掌门人李健熙的领导力。《日本经济新闻》对三星的成功秘诀做出了这样的解读。这使得日本电子产业为之震惊并对三星电子的学习热情空前高涨。例如，中国市场占全球智能手机市场份额的约35%，比美国市场（12%）大得多。
最后，对全球经营的热情。 2009年10月，三星电子营业利润超过日本9家电子企业合计营业利润的报道在韩国与日本备受关注。而积极财政政策定位在，财政赤字13500亿元，比上年增加1500亿元，其中中央财政赤字9500亿元，由中央代地方发债4000亿元。
因为按照测算，与1000万新增城镇就业相对应的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在7.1%-7.2%，这意味着2014年中国经济增长的下限在7.2%左右。首先是就业方面，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提出城镇新增就业1000万和城镇登记失业率不超过4.6%。这些判断不仅不了解中国经济增长的基础，同时对于中国政府调控的能力和政策空间也存在严重的误判。一是向深化改革要动力，要用改革来重塑宏观经济政策调控的基础，改善宏观经济政策传递的效率。
经济增长的上限体现在不能出现通货膨胀，但不是2014年所确定的CPI目标3.5%。二季度经济增长数据公布在即，对经济增长值的落点是否仍处于合理区间的回答，既关乎于对合理区间内涵的确切理解，更取决于中国在未来一段时间内的宏观调控的基调。
其次，经济增长的下限在GDP增速上的界定并不固定是7.5%。近5年来，由于全球金融危机带来的外部环境大动荡、中国经济增长动力源转换带来的结构大变异、内部政策扭曲不断积累带来的风险大幅度上扬以及社会政治调整带来的经济运行张力加剧等原因，致使中国宏观经济波动的性质、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主要矛盾、潜在经济增长的合意区间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并具有强烈的不确定性。区间调控需要相应的政策工具和调控手段与之匹配 实现区间调控和7.5%的GDP增速目标要求相应的政策工具和调控手段与之匹配。建立在科学测算的7.5%的经济增长目标，无疑具有这种功效。
7.5%的GDP增速目标也充分批驳了现在西方国家和部分市场人士所宣扬的中国经济2014年大崩溃的论断。这对于稳定市场预期有十分重要的作用。二是2014年的7.5%左右的增长率，3.5%左右的CPI涨幅不是以往的数字教条，不是一个上下限的标准，而是一个处于上下限之间的大概率合意目标，它存在一个浮动的区间。所以不能按照传统的思维来看待GDP增速7.5%、CPI涨幅3.5%的含义。
因为按照宏观经济学国际惯例，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一般把高于5%作为轻微通货膨胀的标志。当然，如果结合近年来金融市场上出现的做空中国操作来看，这些论断还存在阴谋论的嫌疑。
由此可以看出两点，一是2014年所确定的7.5%左右的增长目标将改变以往政府增长目标大大低于实际增长目标的传统做法，体现了中央政府挤水份的导向，2014年的政府增长目标将在很大限度上接近实际增长水平。这就要求宏观经济政策调控的基本框架和宏观调控的基本哲学理念必须随之进行调整。
有针对性地批驳这些论断，对于形成良性的市场预期是十分有价值的。因此，2014年7.5%的目标就是一个稳增长的目标，基本处于下限与上限之间的一个合意增速。二是要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稳健货币政策体现在，M2增长13%。这些调整是顺应当前和未来一段时期经济发展环境变化的必然产物，因此稳中求进和区间调控必将在一段时期内成为中国宏观调控的主基调。按照政府工作报告的分析，2014年虽然面临大量深层次的问题和风险，但我国发展仍处在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工业化、城镇化持续推进，区域发展回旋余地大，今后一个时期保持经济中高速增长有基础也有条件，2014年中国经济不会出现硬着陆，中国依然有能力和信心维持中国经济中高速增长。
这就意味着2014年中国宏观经济政策并不会出现很多人担心的重返刺激政策的道路，也意味着2014年宏观经济政策不会因为大改革和大调整而进行过度的收缩。之所以要有这样的下限，主要考虑的是如果城镇登记失业率提高0.5个百分点以上，将意味着城镇新增登记失业人数将超过200万人左右，这必将对中国社会政治环境带来新的压力，从而影响促改革调结构目标的实现。
例如要通过财税体制改革重构财政政策的传递机制，要通过金融体制改革完善货币政策的传递机制，从而从制度层面和中微观层面打破宏观经济政策所面临的多重困境。与2013年的宏观经济目标相比，虽然GDP增速和CPI的目标都没有变，但内涵上存在重大的差别。
合意经济增长速度必须从单一数字扩张到一定的区间，并动态调整，而调整的依据更多的来源于包括失业、通胀、国际收支以及中长期增长等更为基础的参数的实际运行。一方面宏观经济波动和潜在增速的不确定性的加剧，要求我们必须破除传统宏观经济稳定的数字教条，既不能把高速平稳期的增长速度作为宏观经济稳定的标准，也不能先验地确定增长速度的单一标准。
2014年中国经济运行已接近半程，经济增长数据指标，包括国内生产总值、第一二三产业增加值等，无论同比还是环比都显示出不同程度的回落在这方面，政府的政策目标已从经济复苏转为稳增长，表现出愿意接受GDP增长降到一定程度——大概是7%甚至更低——以免金融风险失控。然而，在这期间，李克强总理的政府必须在经济增长和金融风险之间取得审慎的平衡。此外，政府必须盘活地方政府资产存量和信贷，这可以通过将这些投资组合证券化来实现。
一旦风险得到控制，政府会逐渐恢复促进增长的政策。长期而言，多层次资本市场和多元化金融产品，有助于中国摆脱对信贷的过度依赖。
但是，在平静的表面下，中国领导人实际上是相当忧虑的。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刘世锦最近解释说，当局面临的两难，是再次实施大规模经济刺激计划来提振增长，将带来更多的未偿还信贷——考虑到地方政府已经积累了巨大的债务和金融风险，这一方式是有问题的。
因此，短期内很难取得进展。这些都削减了中国的短期投资机会，引起了硬着陆之忧。
李克强甚至在刺激经济增长的问题上，也采取结构性方式。 三年的持续经济减速，让中国经济学家和决策者有些乱了方寸。当然，这是另外一回事了。但如今的经济表现却不如10年前。
金融分析师对于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是否会降到低于7%十分紧张，并试图在官方陈述中，寻找政府是否会采取行动的蛛丝马迹。诚然，中国政府10年前面对了类似处境。
10年前，当中国的主要问题是通缩时，世界贸易组织打开了巨大的新出口市场，成了中国的救星。好消息是，许多地方政府已开始放松对地方房地产市场的控制，这很有可能是遵照了中央政府的指示。
作者是上海复旦大学经济学教授、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政府财政部门高官似乎并不太紧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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